最直观的例子体现在侯景降梁以后，因妻儿身陷东魏，于是向萧衍请婚于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
萧衍对此的答复是‘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
也许是瞧不起侯景归降时，10万大军已经被慕容绍宗打得只剩800残兵。
萧衍居然明晃晃地打脸，直言王谢高门不是他侯景能够攀附的，要找媳妇就往吴郡朱氏与吴郡张氏门第以下去找。
不曾想，侯景在高澄的离间计下，决心再叛，在寿阳以800残兵为骨干，临时扩充至8000人，凭着这么一支小高王看不上眼的新军渡江，最终葬送整个南朝。
然而，以侯景为例，只是要说明，当东西两魏为了改变士族子弟无论贤愚都能为官的局面，而推行科举，提高为官门槛的时候。
萧衍为何还要抱守九品中正制，任由士族把持选官标准。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东西两魏锐意进取，原地踏步的萧梁已然注定结局。
时间在关东、关西两地官员忙碌，以及南梁官员歌舞升平中悄然而过。
三月底，开科举。
相州州郡兵王阿井又一次被征调入考场，维护纪律。
自高澄在邺城举办第一次官吏，或者说吏员录用考试以后，时隔六七年，再逢盛会。
考试前一天，相州各县人群熙攘，而邺县考生，也早就填满了邺城大小旅社。
高澄灭佛后，仅有的几家佛寺，都不得不在庙门外挂上客满的牌子，真容不下再来借宿的考生。
这一次考试三教九流，除了罪犯，什么人都有，经典科以士族子弟为主，寒门子弟难以争夺。
而其余四科的情况，同样让人瞠目结舌。
高澄为求贤，并不禁止官吏弃职再考，弃职的人多了，相应的增加州试录取人数便是。
县试与州试相隔近六个月，足够他协调。
正因为这一政策，导致当年高澄所录小吏，大多都决定弃职再考。
那次考试录用近五万人（《北齐书》、《北史》都明确记载了确实是五万官吏。)，大部分都是小吏，这也造就了刑名、算术、农事、工事四科对于白身之人来说，难度更甚于经典科。
倒不是因为会有同僚帮助这群弃职之人舞弊。
而是六七年前的那场考试本就是面向广大寒门，士族子弟看不上那种职位。
当年这群人本就是寒门子弟中的佼佼者，又经过六七年的政务锻炼，比如做狱吏的，对律法烂熟于心；干税吏的，常年与算术打交道等等。
自打朝廷将科举具体事项昭告天下，有志于在官场有所作为之人，弃职专心备考。
有他们竞争，至少六七年前那帮一同参考的失败者，希望渺茫。
高澄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但他还是坚持了这一决定。
科举注重公平，指的是大家靠才学上位。
高澄要的就是有能力之人，考进士当官，能力差点的，考举人做吏，没能力的走开。
而不是所谓政治正确的buff加身：哦，他出身寒门，那么能力差点没关系。
县试当天，戍卒王阿井看着鱼贯入场的各科考生，心中难免焦虑：
‘我家公允真的能从这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吗？’
王公允年纪还小，刚入蒙学不满一年，离参加科考还早得很。
不过对于未来，王公允已经有了打算，他告诉父亲王阿井，决心学习算术，将来报考算术科。
万一不能中举、中进士，将来凭着算术的本事，也能给人做个账房。
正当王阿井在为儿子将来所面临的竞争压力犯愁的时候，一名年轻人已经坐到了他所监管的位子上。
年轻人嘴里不住地念叨着：
“斯文扫地、斯文扫地……”
显然进门前是经过了一次彻彻底底的搜身，似乎连隐私处也没放过。
‘看来这小子没参加过当年那场考试。’
王阿井心道。
那年轻人见时候还早，周围空荡荡的，抬头就与王阿井搭话，想要凑近乎：
“兄台也是邺县人？敢问姓名，在下李……”
话未说完却被王阿井冷冷打断道：
“考生于考院禁止言语，有再犯，当场取消资格。”
考前无论是军中将官、还是邺县县令，甚至相州刺史杨愔都与他们这群监考士卒强调纪律，有协助舞弊者，追缴过往军饷，不再享受包括免税、发饷等权利，子孙三代不许参考等。
这都是高澄所发布的防止舞弊条例之一。
对于舞弊者处罚更重，不止终身禁考、子孙三代不许参考，更要发配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