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统治者，要做的就是顺应时代的大势。未必要弄清楚时代的潮流，而是只要胡乱走，恰好赶在时代的潮流上就行。
幸运的是，大顺已经醒了过来,不再是那个一戳一蹦跶、不戳不蹦跶的沉睡帝国了。
现在大顺自己主动蹦跶起来。
蹦跶在最前面的人里。
有杜锋这种为典型的，认为现在是仅次于开国时代的风口期、最容易实现阶级跨越一步登天的时代，而主动往边疆地区跑的一群接受过实学教育的、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忠犬的利己主义饿狼的专业军官团。
也有牛二这种接受过实学教育，也在爪哇等拥有在穆、印、佛、耶等宗教复杂地区实践过；主持过西爪哇土改；研究过爪哇村社制度；组织过奴工暴动；基本代表着大顺新时代“理藩学”最高水平、比礼政府那些只会念千年前旧经的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的边疆区行政高手。
说牛二比礼政府那群人高，主要是因为牛二这些年明白了一个非常深奥的道理：念十三经，原来竟然是不能解决宗教矛盾、土地矛盾，也不能念出来稻米棉花靛草甘蔗。而且在南洋这种地方,和耶、穆等对着念经，也念不过他们。
这个道理非常的深奥，应该说，大顺的百万生员中，能明白这两个道理的，最多一千人。
大顺的生员百万，并没有做好殖民印度的准备，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没有在南洋这个乱糟糟的地方实践过。
大顺下南洋的另一大重要成果，就是涌现出一批牛二这样的在乱糟糟的地方实践过的官僚。
这一次派他们来印度做这件事，其实既不是来考察印度的军备的、也不是来参观学习所谓的战争的。
这些东西，大顺的枢密院，以刘钰为首的那群人,压根就没放在心上。
在印度打仗,是很简单的事。庙算胜于战术。
他们这一次借着来恭贺孟加拉新节度使、来签订硝石贸易条约的机会，主要是让他这个在爪哇实践中表现优异的人,来考察一下孟加拉的宗教、土地、村社、法律、税制等问题。
为大顺侵占孟加拉、实行殖民统治，做好准备。
故而他在率队前往加尔各答的途中,行进的速度并不快,而且时不时就停下来，在村社里和当地的百姓、地主交谈。
搞这种社会调查，未必就是要发动百姓。事实上，想要真正有效地统治和压榨百姓，这种调查也是必须要做的，甚至这是新时代理藩学的基础。
这只是一种工具，关键看怎么用。
队伍顺利抵达加尔各答，乘坐上他们的船前往锡兰的途中，牛二对于孟加拉的一些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思路。
他发现，想要统治孟加拉，必须要重视三个问题。
首先，穆教，在莫卧儿帝国和孟加拉节度使自立的过程中，他们作为上层的、但基础薄弱的统治者。
这些上层的穆教精英，说的是乌尔都语，而不是孟加拉语。
而大量的底层穆教徒，大部分都是佃户，他们说孟加拉语。
所以，想要在这里进行有效的统治，一定要拉拢穆教的上层精英，要让他们保持自己的优势，千万不要把他们逼到去学孟加拉语，和底层的佃户们搞在一起。
要人为地创造一种穆教的上层精英，与底层百姓之间的壕沟。
这条壕沟，既是语言，也是经济地位。
这是大顺在统治孟加拉时，一定要注意的问题。
否则，很可能出现类似大顺的“古儒学派”那样的，宗教复古运动，由地位滑落的上层精英引领底层。
而穆教的类似“古儒学派”的宗教复古运动，他在爪哇可是见过的。很危险，而且影响力极大、极快，并且很容易将底层被压榨的百姓组织起来，搞分田、教法、纯洁等活动。
必须要切断上层精英和底层之间的联系，如同大顺收买生员那样，千万不要让复古运动出现。
秀才参与造反，是大忌。这一点，在大顺说得通，在这里也说得通。
对此，牛二以爪哇的经验，在递给枢密院的考察报告中写道：“最关键之处，就是不能让城市的精英、和上层的精英，以教派为纽带，让他们的利益，等同于整个教派的利益。”
“要杜绝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上层，得到足够的好处。当下层以教派形式反抗时，他们这些人，必然会主动站出来，支持镇压，这将极大地分化他们的教派。”
“而最大的危险，就是让上层的穆教人士，利益受到了侵犯。这会让他们摇身一变，把问题变成‘这是整个教派在受到压迫’。这对于天朝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他们和秀才、生员一样，可以发出声音。”
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