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归德府文化发达、教育昌，进士人数在河楠省名列前，「盖中州士风之，以归郡为最。」
清初商邱文人贾开宗曾写道：「忆在前朝神宗，四海销兵正晏息。子孙休养三百，世家绵衍饶物力。
清初睢州理学家汤斌也曾言：「前代吾州盛，世家耆，缥缃充，操觚之，比屋而居。」
从清初文人的回忆，完全可以想象明后期商邱、睢州等地显族累居、世家大族占据地区支配权的情形。
商邱地区还盛传着「满朝文武半江，小小归德四尚书，以及「商邱八大家」——「沈、宋、，叶、余、，高、杨二家在后头」的民谚。
明，缙绅望族的支配地位逐渐演化为乡宦豪强势力嚣张、横行乡里的局，河楠「四大凶」就是明显的例子。
河楠「四大凶」指的是四大乡，即睢州褚太初、宁陵苗思顺、虞城范良彦和南阳曹某。
在「四大凶」之，仅归德府就占其，足见明末归德府的乡宦豪强势力的强大。
河南「四大凶」占有的土地尤其之，如郑廉在《豫变纪略》中所云：「是，中州鼎，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田之多者千余，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就四家，曹褚为，苗范次之。」
土地的高度集中意味着更多的农民走向破，大批小农不得不弃家流徙、卖田完，沦为佃户、雇工、奴仆或无业游民。
明末宁陵乡宦苗思顺在《半舫斋遗草》写道：「除却王庄并势，寻常百姓已无多。」
明末归德府的乡宦豪强不仅占有大量土，还肆无忌，多行不法之事。
「（四大凶）各畜健仆数千，横行州，嬉戏之间恒杀人。其平居夺人田，掠人妇，不可胜，小民不敢一言。有司明知亦不敢一问也。」
可，明末归德府的乡宦势力几乎凌驾于衙门权力之，地方官府根本无法约束乡宦巨室。
如商邱乡宦宋权与知县梁以樟的冲突、商邱乡宦侯洵与总兵许定国的冲突。
宋权和侯洵都是商邱县的知名乡，他们所在家族都是地方社会上的缙绅望族。在维护地方秩序的过程，他们不可能完全受制于地方官。
如睢州许定国与宁陵刘典史发生矛，「睢宁遂为敌国」。两个县居然打起来了。
睢州和宁陵的两位诸生便以纵横家自，试图说服许定，使睢州、宁陵和，不再称兵。却因许定国无意和，而最终遇祸……
许定国现在是蓟辽副总，还没来河南。
可以说大明朝廷已经对基层失去了掌控。
更有甚，为了争夺地方资，乡宦与乡宦之间冲突不断。他们经常不惜兵刃相，有的还酿成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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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睢州乡宦褚太初曾率家仆数千，火焚朱家，烧死居民无数。
这种不法行为充分说明明末归德府乡宦的嚣张。
「所谓官矜相仇者也，「官衿俨如敌国矣。」
归德府发生的事情只是大明帝国的一个缩影。
总，随着乡宦巨室势力膨，乡宦望族与自耕小农、庶民地主、地方官的矛盾日趋尖锐。
在此背景，社会局势逐渐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乡宦豪强越来越肆无忌，地方衙门几乎不能约束乡宦巨族；二是很多里甲民户逐渐脱离朝廷控，沦为「贼寇」。
明末归德府的各类社会矛盾不断激，在明末战乱中最终演变成为「流土交讧」的动荡局面。
随着陕稀「流贼」进入河，本地「土贼」蜂拥而起。
「自永城以至靈，自宛洛以至黄，方万里之内皆土，大者数，小者数，棲山结，日事焚，此土贼之大略也。」
崇祯末年任兵部尚书的张缙彦讲道：「臣乡河南比年以，无岁不，无处不，然未有全省决裂、流土交，如今日之甚者也。」
归德府为齐楚交，江淮屏，自然成为李自成农民军夺取中原的必经之路。
开门纳贼的现象在归德府屡见不，归德府周边地区也发生了奴变运动。
当，那帮不堪压榨的饥民在文人笔下没啥好评价——
「其人大抵皆奴隶棍，绝无礼，不耕不，惟事劫杀。」
「间有贵家大，计无复，有事以金帛，不得免；有从其要盟，不得免；有奴坐于，主歌于，百般奉承欲得其欢心，亦卒不得免。」
前头说归德府是大族的天，一般小地主士绅都是被压榨的对象。所以他们也起来反抗了。
「诸生与难者最，其铮铮然骂贼而死，不多见也。」
很多生员加入到「流贼」、「土贼」的队伍之中。当时归德府署一州八县并管河通，一时上任十来，「诸伪官皆前日士人也」。
永城乡宦练国事将这一现象称之为「诸生之谋大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