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忍耐力超强，当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限提升了，饱暖思那啥，但不会思造反。社会上顶多诞生些红眼病横国党，一群跳梁小丑罢了。
对于官员也是同样道理。
总不能既要马儿快快地跑，又像大明如此低的俸禄，人家不吃点夜草能活么？所以大明出现了“常例”这种外快，除了海瑞外，即便是清廉的官员又有几个不收？1
（海瑞不是死脑筋，举人出身还能爬上去，而且在那个时代竟然没有死于政争，足以说明他很聪明。当然，这么说并没有抹黑他是个直臣加能臣的事实。）
在淳安知县任上拒不受常例的海瑞，却详尽地记载了淳安县的老爷们应收的常例清单：
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秋粮长银二十两。
折色粮银四两。
农桑绢银十两。
盐粮长银十两。
夏样绢八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农桑样绢四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清军匠每里银一两。
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
直日里长初换天字下程一副外，白米一石或五斗，八十里皆然。
审均徭每里银一两。
经过盐每一百引银一钱，每年约有五万引。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住卖盐每一百引银一两，每年约有七千余引。
样漆一百觔，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柴薪马丁家火，每一两收银二两。
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本府罚纸二刀，纳银八钱。吏拨缺罚纸四刀，纳银一两六钱。受否在人。
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取五两。
造黄册每里银二两。
催甲每里银一两。
俸米每石折银一两。
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
区区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常例收入居然可以达到2700余两银子，几乎十倍于正一品的年俸。
要知道淳安县还只是个五六万人口的山区偏僻小县。如若到了富庶之地，县太爷的常例收入绝对会更惊人。
大明一千五百多个县（含无名但有实的县级区划），仅算知县一个主官，每年光是别人孝敬的“常例”一项就能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五六百万两银子。这种“潜规则”还不“犯法”。
如果把大明朝廷上下全部衙门里办差的人都算上，每年在“潜规则”下流动的银子可能有七八千万。
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劝廉惩贪疏》，以亲身经历说明彼时从地方到朝堂，整套常例规则：
“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何官非爱钱之人？臣起家县令，今居言路，如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而给事为纳贿之魁。州县之俸薪几何？而上司票取，抚按荐谢，考满朝觐，有费至一千、二千、三千、四千者。夫此银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至于科道，尤为膻薮，据臣两月内，辞馈金五百余。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余可知矣。”
海瑞不收常例钱，当然也不会往上送。韩一良是妥妥的收了，不然在明末不可能升上去。他提这个议案也许有真心出于吏治的本意，但很大程度上是投机的成份更多。可惜，他混官场水平又远不如王永光等人。然后……
内阁首辅刘鸿训认为疏中“有交际”、“有纳贿”两事不实，朝廷里没有这种事。
崇祯帝说：“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
接着，皇帝让韩一良把“纳贿”的事解释清楚，参与的都有谁？
韩一良抓瞎了。他只好说我的奏疏上已经写了“风闻”一词，谁是腐拜分子我真不知道。
崇祯又研究了一遍奏疏，发现了突破口。他问，是谁给你送了五百两银子。
这个……韩一良死活不肯回答。最后他就被革职为民，回家养老去了。
内阁首辅刘鸿训的结局比韩一良还惨一点，以后再说。
常例，已经成为明朝官僚机器上无法根除的肿瘤。即使皇帝和个别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现象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也无力从根底掀翻整个官僚系统。他们更不可能冒着失去整个官僚系统信任的风险去严苛行事，这使得对常例的禁止完全成了无人当真的喊口号。
如同谢肇淛所说：“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
大家都明白，常例无法废除。而常例的发展也就愈演愈烈，以至于到了明末成为无钱不能办一事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