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过有些代表性的汉代和唐代之，再看宋代——
本来科举考试是为国家选拔真，但有些人便要借此制度之宽大处作弊。于是朝廷不免要为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
但制度逐步严密，有时反而失却本义。这样的，通过科举还能选拔出真正有能力的人吗？
李自成刚到大明朝的第二，就跟米脂的几个书，艾毓初、艾朝栋、艾诏、李振声、冯起龙谈论过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内容就是做文，但文章不像算术那样有标准答，主观性很强。
但是科举考试对做题家们的成绩总要有个评判标，这样就给考官带来极大不便。
评分，审卷，考官意见难统一。
所以就需要一个大致的框架来限定考生发挥。
八股应运而生。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实则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
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以经书中的文句命，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
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
如顾炎武曾直言：「今之经义论，其名虽，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虽曰雕虫小，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做。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王安石所立之，命吕惠卿、王芳等为之。」
自北宋废除诗，就是有「声病对，的考题之，科考基本以进士科取士。而考试内容又只有经义。
这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宋代考生答题越发空洞无，并朝着形式化趋势发展。经义一般为伦里道，其对社会问题的剖析大多空洞、抽，无法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考生的个人见解逐渐减，起承转合的文章结构形式则越发流行。科考八股文变得更加僵固、空泛。
科举选出来的人不，那制度也就不用说了。
当然也有好的方面。
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在宋代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又称理，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
那一辈文人多沐浴了四书五经的熏，都提倡尊王攘，明夷夏之，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忠国文化、传统还能维，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忠国，一直持续到后世上千年。
宋代的「募役法」也是一个大的改革。
自秦朝，农民每年都要服徭役。而宋代「募役法」的颁，使得原来必须轮流充役的农民可以选择以交钱代替服徭役。然后再由官府出钱雇人充役。
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也要缴纳半数的役，称为「助役钱」。
这一举措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保证了田间劳作时，促进了生产发，也增加了朝廷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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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另一个方面，宋代和前代没有什么根本不同。都是统治街级盘剥百姓、稳定政泉的花样。但花样不断翻新。
如果说最大的区，大概就是在赋税这块。汉代太狠，虽然比秦好了，但服了兵役还要上税；唐比较能创，可以用绢代役；到了宋朝就伸手要钱了。
而，宋代的大官僚大地主等也失去了免役特权。
宋之于，虽说它有变，却不能说它有啥建立和创新。大概就像东汉之于西，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而无制度建立。
接下来到了明代——
我大明「得国最正，驱逐了鞑，最后却又被所取代。
为什么会导致那种结果？这中间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偏差？
如果，历代是专制，朝廷由一个皇帝来独，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比，崇祯皇帝看上去是被架空，底下人一起糊弄他。但其实皇帝仍然大权在，基本上想处理谁就处理谁。
若论汉、唐、宋诸，皇权、相权是划分开的。其间权力比重或有不，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
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究竟还残存有历史旧传，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
比，一般小官归吏部尚书任，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商议后公开推，这就是「廷推」。（明代六部九卿合成一，指六部长官。也就是六部尚书与通政使司长官通政使、大理寺长官大理寺卿、都察院长官左都御，为分管国家各项工作的九位最高长，合称：六部九卿。另外还有个小九卿之说）
如果有大，皇帝和各衙门不能单独决，也常由七卿、九卿公，这叫做「廷议」。
再，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这叫作「廷鞫」。袁崇焕就是这样被定罪的。
「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是大有分别的。
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地位的。比如宰，若他不问事、不当，